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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野战军如果设立副司令，谁最有资格担任？“1948年6月的深夜，作战室灯火通明，有参谋小声嘀咕：‘要是能给刘总配一位副司令，调度会更快吧？’”一句随口的牢骚，道出当时不少干部的想法。第二野战军战线南北纵横，天天都有紧急电报飞进司令部，可在正式编制里，刘伯承的头衔后面没有“副”这个字眼，这始终让人感到有些意外。在解放战争后期，中央给各大野战军的指导原则是“精干指挥、分层负责”。第四野战军和二野没有副司令，与其说是不设，不如说是把决策权压缩到最核心的几个人手里，以便应对快速变化的战场。与此同时，二野内部并非没有合适人选，只是每一位可能“入阁”的老将，都被另一项更紧要的任务牵住了脚步。追溯根脉，二野的母体是晋冀鲁豫军区。那段时间，司令部里确实有两位副司令：滕代远、王宏坤。滕代远资历厚，他是红三军团时期的政委，1930年曾与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并列“四大首长”。也正因为资历深，中央把他留在后方开展铁路、兵站等大后勤建设，而不是随刘邓主力突进江汉。后勤线铺不好，千里跃进就是一句空话；因此，滕代远的去留已被定死，不可能再重新列进二野司令部。王宏坤的情况稍有不同。作为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将领，他曾带着十纵深入大别山，给华东、华中地区提供侧翼牵制。不过这位老红军将军后来受命转向地方军区，从游击区“打天下”转到“固天下”，更多精力放在整编民兵、接管城镇、筹建省级武装。论资历他够，论战功他却很难与陈赓、陈锡联同场竞争，所以也自然被排除在“副司令”候选圈外。如果说上面两位算“体制内”早已锁定位置的人，那么徐向前就是“差点入局却错过的老战友”。1947年初，中央一度设想把徐向前调往大别山，与刘伯承再度搭档。徐向前当年在129师正是刘伯承的副手，这层履历对“副司令”职位简直量身定制。然而形势逼人：平绥线、太原方向压力骤增，阎锡山盘踞晋中，聂荣臻人手吃紧。于是徐向前留在华北军区，担任副司令，与老乡阎锡山在家门口进行拉锯战，“二野副司令”四个字也就随风而去。目光回到二野内部，战功最显赫、在舆论里呼声最高的非陈赓莫属。1947年夏天战略反攻时，中央电令刘邓、陈赓谢富治、陈锡联分三路突击，史称“刘陈陈”布局。陈赓麾下的第四兵团转战豫西、襄阳、衡阳，大小会战打得刀光血影。他既是红四方面军创始高级指挥员，又是129师“王牌386旅”的老旅长，熟人缘、老资历、硬战功——条件似乎天衣无缝。问题在于，这位“老陈”是典型的“前线挂帅型”指挥员。让他坐镇司令部敲电报，不如把他放到兵团推进口，中央也是这样考虑的。于是，陈赓戴着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袖标，一直冲到湘桂，他缺席了“副司令”编制，却换来战场上最需要的那一杆“钢枪”。司令部里真正全程陪在刘伯承、邓小平身边的人，是参谋长李达。许多将士感慨，“刘总负责定方向，邓政委负责定决心，李参谋长负责把决心变成电码”。李达早年是红军大学高材生，师承刘伯承，在情报、作战、训练方面都极有心得。若仅从资格与分量看，他当副司令毫无争议。可是李达自己清楚：司令部离不开一个全天候的高级参谋；再加之他还兼任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兼政委，手头杂务山一样高，若再加一个“副司令”，连轴转都赶不上部队机动速度。李达低调地把自己的名字从候选项里划掉，选择继续当二野的“大脑皮层”。1949年初，二野改编为西南野战部队，与三野协同进军长江以南。指挥关系并未再加“副司令”岗位，而是维持“刘、邓—三兵团”纵向结构。事实证明，这种扁平化指挥链让解放成都、昆明、贵阳、重庆的战役指令一步到位，没有中间层级浪费时间。战事进入尾声，贺龙奉命入川，西南军区成形，刘伯承转向军事院校建设，邓小平继续担任政委；这个时候，人们才看到陈赓、李达双双挂上“军区副司令”职务，但那已是和平时期的建制调整，与当年战场上的“副司令”设想并不是一回事。从1946到1949，候选人的取舍背后，是中央“用人求适”的一贯思路：要么去最吃紧的前线，要么坐镇最关键的中枢。副司令只是个名义，更重要的是在哪里能发挥最大效用。历史给出的答案是：二野真正缺的不是职位，而是灵活高效的指挥链；而留在指挥链上的每一位，都恰好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发挥了最大能量。硝烟散去，1955年授衔时，陈赓佩戴大将军衔，李达晋升上将，并列国防部副部长；滕代远、王宏坤、徐向前各有其位，各司其职。倘若当年真设副司令，名单可能依然是这几位，只是顺序如何排列还要看当时的战场节奏。换句话说，“谁最有资格”这件事，从来不是简单的资历排名，而是一场与火药味同行的即时抉择。

1949年，刘伯承听说原配还活着，并且日子过得很艰苦，就托人给她带信，想把她接到南京享福，原配却说：“我不去，你也不要回来！”刘伯承的原配叫程宜芝。1905年，刘伯承13岁时，父亲刘文炳病重。临终前，父亲给刘伯承订了一门娃娃亲，女方便是年仅11岁的程宜芝。双方约定，等刘伯承和程宜芝长大了，就结婚，但刘伯承对此却坚决反对。受新思潮影响，刘伯承对包办婚姻十分抗拒，加上他之前没见过程宜芝，对程宜芝也不了解，让他和程宜芝结婚，刘伯承实在是做不到。尽管如此，家里人坚持让刘伯承去相亲。刘伯承无奈，只好去见一见程宜芝。见程宜芝前，抗拒这桩婚事的刘伯承，就给自己打扮了一番，他故意用锅灰抹脸，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，蓬头垢面，甚至还故意流鼻涕装傻。程宜芝的父亲看到刘伯承这样子，果然产生了退堂鼓，他准备退婚，刘伯承见了，心中暗喜。谁曾想，程宜芝却看破了刘伯承的伪装，还对父亲说：“此人聪慧，绝非愚钝之辈！”说着，程宜芝对刘伯承就很有好感，她不顾父亲反对，坚持嫁给刘伯承，程宜芝的父亲尊重女儿的选择。就这样，这门婚事，就正式订了起来。1910年，刘伯承和程宜芝正式成婚。这年，刘伯承18岁，程宜芝16岁。婚后，刘伯承对这桩婚事依旧抗拒，但程宜芝在新婚之后，十分勤勉，她待人真诚，朴实大方，把家里都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她每天步行十里地，只为了给刘家打水，甚至还独自耕种了三亩地。刘伯承见了以后，很难不动容，也就慢慢接纳了程宜芝。结婚第二年，辛亥革命爆发，刘伯承剪掉了辫子，打算投身于革命，并在1912年的时候考进了重庆将校学堂，程宜芝知道，刘伯承这一走，可能很久以后才能回家，可她对此并无怨言。刘伯承离家前一晚，程宜芝为他收拾好了行李。这时的程宜芝已经怀有身孕，可她知道丈夫志向远大，就没有挽留刘伯承。同一年，程宜芝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取名刘俊泰。刘伯承听说程宜芝给他生下一个儿子，专门回家一趟，但这次回家，刘伯承并未久留，程宜芝也没想到，刘伯承这一走，就是40多年。刘伯承投身军旅后，一开始会给程宜芝写信，但后来因为太忙，刘伯承根本没时间花在儿女情长之事上面，与程宜芝就中断了联系。但程宜芝并未改嫁，而是一直在家等待刘伯承，期间她独自抚养儿子，侍奉公婆，白天耕种，夜间织布，冬天还要光着脚踩着水车灌溉农田。程宜芝虽然艰苦，可她的儿子却不争气，刘俊泰长大后，因为缺乏父亲教育，竟染上了毒瘾。1927年，刘俊泰缺钱，就跑去了上海向刘伯承要钱，刘伯承听说刘俊泰吸毒、赌博，十分生气，就拒绝了。谁知刘俊泰竟跑去巡捕房告发刘伯承是共产党，险些导致刘伯承被敌人抓起来。程宜芝知道了此事后，又气又恼，等刘俊泰回家以后，她就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。1940年，刘俊泰的精神出现了问题，程宜芝为了给他治病，花光了积蓄，卖掉了嫁妆，自己常年吃野菜填饱肚子，饿得面黄肌瘦。1949年，二野解放大西南时，刘伯承从部下口中知道了程宜芝的情况：住在破旧的土屋，过得穷困潦倒，孙女刘天俭因为贫困辍学。刘伯承听说了程宜芝的情况后，久久无言，随即感慨道：“我负她半生，竟至如此！”随后，刘伯承托人给程宜芝带信：“接你赴京，共享太平！”刘伯承想把程宜芝一家接到南京，好好弥补他们。但程宜芝听说刘伯承在1936年与红军女战士汪荣华结为夫妻，就拒绝了刘伯承的好意：“你不要回来，我也不去，家中已评红军家属，政府每个月给五斗米（75斤粮食），足矣！你勤勉国事，挑好百姓千斤担，莫为我分心！”程宜芝之所以拒绝去南京，一来是刘伯承已经有了新的家庭，她不愿意以“前妻”的身份去打扰刘伯承的生活，二来是程宜芝的儿子刘俊泰曾出卖了刘伯承，导致刘伯承险些被捕，程宜芝认为她没有颜面去见刘伯承，这才拒绝了刘伯承的好意。

1937年8月，八路军成立，邓小平担任什么职务？有人要说了，129师政委，他是刘伯承的搭档。这个回答是错误的。邓小平最开始担任的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。129师的政委是张浩，也就是林彪的堂兄。张浩的身体不好，病倒了，邓小平才接任129师政委，那已经到了1938年1月。